在第一部分中，我论证了中国医疗保健行业的中心供求缺口正日益扩大这个问题。而私人医疗保险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本文中，我将展示在中国设立真正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三种模型。这些模型均已在其他地方实行，而且只需要在监管方面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第一种选择：开设一家医药福利管理企业
我认为应当考虑平安公司（第一部分已经讨论）的一种想法，即设立一家医药福利管理企业。我曾见过该公司在一些文件中提到这一想法，但不清楚该公司对这种想法的认真程度如何。
医药福利管理企业通常比全面医疗报销保险领先几年，尤其是在数据标准化、运作和IT基础设施方面。相比整套医疗产品和服务，药品交易的承保、定价、订立合同和处理过程简单得多。在药品调配过程中可以实时予以批准，并且，对索赔和医疗服务使用情况管理的控制力度更大。
中国的医药福利管理企业模式还能提供规模优势。相比小型医药福利管理企业，大型医药福利管理企业实际上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低的药品价格。它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能够使医疗保险比人寿险和其他更加商品化的保险产品更具吸引力。
总之，医药福利管理企业是中国设立医疗报销保险征程中合理适当的第一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阿里健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有可能关注这个领域，目前它已经引进了一个药品应用软件“Alijk”。
第二种选择：创建一种按人头收费的地方医疗保健计划
要应对中国医疗保险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创设一个有效运作的供应商网络以及建立医疗数据和索赔系统，另一种做法是沿用“牛津健康计划”的先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家设立于纽约市的保险公司因其营销和服务主要侧重于纽约市民而一举成功。它可以向人们提供所需的当地就医途径，因此吸收了数百万本地参加者，从而获得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得以与地方供应商开展折扣问题的谈判。
牛津之例表明，地方医疗保健计划能够具有全国性医疗保健计划的绝大部分竞争优势。这是一种从附加医疗保险产品向全面报销保险单过渡的好办法。
然而，要在中国城市开展这项工作，参与的医院很可能一开始需要每月就每位参加者获得一定金额的支付（基本上承担绝大多数的护理风险）。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按人头收费”，可以避免大部分索赔处理、数据获取和标准化的问题。当技术架构和医院未来发展得更加完善时，它还将把医疗保健计划改为非按人头收费产品。
第三种选择：建立一种凯撒式的附保险的综合医疗保健体系
中国医疗保险的第三种模式是将综合医院和诊所网络与其自身的保险计划结合起来，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坦福的经济学家阿兰·恩索文所设想的那样。在这种模式中，医院／诊所网络负责监督和协调全部护理事项，而由一个金融部门负责提供保险和营销。这就避免了供应商与保险商之间出现复杂的合同订立和申诉程序。
如今，这种模式的最著名实例是设立于加利福尼亚的凯撒医疗集团，该集团拥有客户约1千万人，并拥有38个医疗中心和16 000名医生。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商是实际开展护理的一部分，因而它能够立即实现全面报销保险，所以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实行。无需开展公立医院合作或数据共享，也无需网络管理或大部分索赔处理的基础设施。最终，风险管理将通过控制医疗提供情况来实现。这种模式还为未来的自然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结语
众所周知，医疗保健常常令投资者铩羽而归。眼下中国正上演着诸多此类事件。
有关医疗保健大好机会的预测往往以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技术进步、疾病率和人口统计资料为基础。这些数字总是显得很大。
然而，这种机会的真实大小及其经济意义却总是由政治决定。中国的医疗保健市场是否会像许多大预测所说的那样广阔，这最终主要依赖于政治因素而非其他因素。在这个偏重于政治性的问题中，私人保险的出现可能是整个部门发展的关键。
在过去的5至10年间，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场显著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缓慢，逐步推进，但范围广大。基本的政府保险已经扩大到了全部人口。私立医院和私人投资猛增（但是私立医院的床位数量事实上仍然非常有限）。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部分获准在公立医院系统以外开展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者的富裕程度以及对医疗保健质量和服务的期望值急剧攀升。我的论点是：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引进私人医疗保险。
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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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内容主要涵盖： “E时代下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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